文：智經研究中心
任何廢物處理及回收措施的變動，都會影響普羅大眾處理垃圾的習慣，亦對回收業的運作帶來挑戰。當中，在回收鏈中擔當重要角色的拾荒者，其生存空間便極受相關政策影響。
拾荒者在回收體系中扮演收集及分類的角色，可以說是非正規環保工作者。他們將可變賣的東西，例如紙皮，從混雜的廢物中揀出，再售予回收商。本地關注拾荒者的組織「拾平台」近期發表調查報告，提及全港每天拾荒者的紙皮總回收量約為193公噸。2016年本港平均每日有9,420公噸的家居及商業廢物，最終會棄置於堆填區，按此計算，單計紙皮，拾荒者就避免了約2%的可回收資源淪為垃圾。
推動回收利環境拾荒者卻陷困境
拾荒者之所以有生存空間，是由於市民、商戶未有積極回收，將有價值物件連同垃圾一併丟棄。隨着香港落實各項回收措施，拾荒者們的存在狀態或有轉變。
以最快可於明年年底推行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為例，市民日後丟棄垃圾，需「按戶按袋」或「按重量」收費。換言之，丟棄量愈大，需要繳付的費用便愈高，加大了市民從垃圾中分類出可回收物的誘因。
此外，政府已招聘承辦商提供玻璃容器收集及處理服務，期望每年在全港回收約五萬公噸廢玻璃容器；近期又指廢塑膠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研究顧問，初步建議香港設立「按樽制」，透過現金回贈鼓勵市民回收飲品膠樽。可以預期，若上述的各項措施落實，本地拾荒者能覓得的回收物將會大減。
政策變化導致拾荒者生存空間收窄，並非新事。香港一項拾荒者研究(本港拾荒者研究)，就基於受訪者經歷，指各項環保政策的推出，令拾荒者工作更邊緣化。
例如，從前香港的商鋪或行人可隨意將垃圾放路旁，待清道夫於清晨時分運走，拾荒者則會在垃圾車到來前撿走可變賣的紙皮。不過，在政府推出亂拋垃圾定額罰款和設置分類回收桶等措施後，大眾開始將可回收的物品放在回收箱，令拾荒者再難到處撿獲紙皮，而要轉為開發「根據地」，向相熟店鋪收集。
垃圾分類不容易拾荒專業派上用場
換言之，在香港更有系統地改善環境衞生的同時，拾荒者的角色也可能需要轉變，由大眾不知情、不要求、不付費的情況下回收資源，變為由大眾主動尋求拾荒者協助，以符合各種環保措施和規例的要求。
以加拿大溫哥華為例，所有垃圾都要先分類，再丟棄，否則可能不獲處理可回收的物資，須放入指定的廢紙、容器或玻璃回收箱。由於並非每個人都具備足夠知識和耐性為垃圾分類，當地一個協助拾荒者的組織Binners’ Project於是推出服務，安排拾荒者上門替商戶和住宅大廈打理回收箱，以免因回收箱有不合規格的物品而需繳付額外費用。
在打理回收箱的過程中，拾荒者會將箱子及大型物品壓扁，並取走樽罐，令回收箱騰出更多空間。使用這項服務的住客或商戶，需要每周繳付60加元服務費，卻可因此節省拖運費用；而拾荒者除了賺取服務費，亦可從拾得的瓶子換取「按樽費」。除上述服務外，Binners’ Project也可免費安排拾荒者上門取走商戶及住戶可退回按金的容器，讓拾荒者賺得按金。
香港與溫哥華情況不盡相同，未必能以同樣方式發揮拾荒者回收專長。不過，當香港實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，回收箱的管理會變得更重要，屆時屋苑和回收公司，可能也要考慮找專人打理回收箱；此外，當更多的回收玻璃樽及膠樽措施落實，本地拾荒者或許可如Binners’ Project內的拾荒者般，從大眾手上收集回收物，再送到回收商處。
回收新形勢 拾荒要轉型
改善形象關鍵──將拾荒工作正規化
拾荒者面對的挑戰，並不限於謀生，還有旁人的目光。有人會抱怨他們阻街，甚至向食物環境衞生署(食環署)投訴，要求署方執法。過去五年，食環署每年接獲針對拾荒長者的投訴，由75至150宗不等。另外「拾平台」的調查反映，在受訪的505位拾荒者中，有17.3%在受訪前三個月曾受市民不禮貌對待。本港拾荒者研究的作者表示，受訪的拾荒長者曾多次提到遭人白眼，甚至責罵，作者亦見證過一名拾荒婆婆被指罵阻街及身體發出異味。
無疑，部分拾荒者的行為，確會惹人不滿，例如弄破裝有廢物的垃圾袋進行搜索，令電梯大堂一地垃圾，而「拾平台」的調查也反映有多達26.3%的受訪者，在受訪前三個月曾與同業爭奪或被搶去紙皮。
部分因拾荒而生的問題，例如沾上垃圾的異味，可能較難處理，需要市民包容及尊重，但也有一些問題，可以透過適當安排改善。以「阻街」為例，「拾平台」便倡議試行設立「回收空間」予拾荒者在內整理紙皮，而無須阻礙日常通道。當然，要為拾荒者劃出珍貴的社區空間，並不容易，不過如果能為拾荒者建立良好的形象，相信會有助爭取市民支持。
要改變大眾對拾荒者觀感，可嘗試突出他們環保先鋒的角色，強調其對社區的貢獻，並設法改變部分人認為他們雜亂無章、「冇王管」的感覺。外地有不少例子，都是循上述思路去改變拾荒者形象。
前文提及的Binners’ Project，就每周舉辦一次會議，讓拾荒者與組織員工訂立共同目標，並商討各項計劃的進度。出席三次會議的拾荒者，能成為組織「會員」，可參與組織所辦的項目及宣傳活動，更會獲得一套包括連帽衫、恤衫、帽以及卡片的制服。
Binners’ Project亦為一些公開活動提供回收服務，派出穿著制服的拾荒者到場，協助參與者進行廢物分類及回收。出席活動人士從中可學習到更多回收資訊，同時體會拾荒者的專長及其敬業精神。
要改善拾荒者形象，政府機關也可以有一定角色。以台灣的台中市環境保護局為例，為改變拾荒者形象和配合當地垃圾分類政策，局方推出計劃讓拾荒者到社區、機關、學校，成為資源回收專責人員，進行回收、分類、紀錄及變賣工作。參加計劃的拾荒者獲提供意外保險，以及反光背心、手套及夾子等設備，這些設備有助於塑造專業形象。
原有拾荒者願意正規化嗎？
協助拾荒者形成群體，使回收業務更有序正規，或是本地拾荒者的一條出路。話雖如此，未必每個拾荒者都願意接受這條出路。在2016年南非舉辦的一個有關將拾荒者融入回收體系的會議上，有與會者提及拾荒者抗拒互相合作及「正規化」。另有與會者提到，拾荒者會不斷思考最易取得及處理廢物的方法，因此他們必須參與整個規劃及設計過程，不能在訂立計劃後再徵求他們同意。另一個在會議上提及的困難，是有些拾荒者可能習慣每天獲得收入，較難習慣每周和每月才得到收入。
本港拾荒者研究就認為，拾荒者是封閉性較強的群體，而因其社會地位被邊緣化，他們對群體以外的陌生人戒心較高。如此看來，如果有心人想將拾荒者組織起來，需要不少的心思。
同一時間，有心人也要注意拾荒正規化後的連鎖反應。舉例，當有組織將拾荒者結合起來，為他們安排賺取收入的機會，兩者的關係將趨近僱傭合作，或需受相關的僱傭法例約束，及為拾荒者提供適當的安全保障。台中市政府幫助拾荒者的計劃，就包括邀請企業為拾荒者提供或資助其購買保險，以及供應可用作簡單緊急治療的醫療包。在香港，計劃聘用拾荒者收集膠樽的社企V Cycle，亦會為拾荒者提供醫療方面的福利。
不難預計，為正規化付出各種行政和安全保障成本的組織，對拾荒者的工作能力或有較高要求。另一方面，隨着拾荒者形象及作業環境逐漸改善，說不定會吸引更多人投身這個行業。但幫助了行業，不代表對本來的從業員有利。根據「拾平台」的調查，有八成受訪的拾荒者已過花甲之年，在上述形勢下，會否出現一些較年輕的拾荒者「入行」，影響現有拾荒者的謀生空間，尤其值得有心人注意。
本文為作者供稿，本文為作者觀點，不代表本媒體立場。
